应该如何去看待为爱而殉情

发布时间:2016-03-22  访问人数:2123  字号: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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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常德晚报首版刊出了《执子之手同生死--------一对金婚夫妇的爱情故事》。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以她最悲凉的结局打动了我的心。当然,如此感动是因为他曾是我的一名垂危病人。本文的主人翁陈启明老先生,2007年11月因患脑溢血生命垂危被送到我科。CT示颅内血肿已破入脑室,当时我担心手术虽可挽救其生命,但术后偏瘫的可能性极大,但妻子对手术治疗的积极态度让我们迅速进行了手术。也许是手术太极时了,术后患者在妻子的精心照顾下竟奇迹般的恢复了行走。至到今年内天科内同仁看着他家人敬送的一方锦旗(上书:五十七天前躺着进来,五十七天后走着出去)仍不能忘却这对老夫妻的恩爱音容。 俗话说:天有一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命运再次苛待了这对老人的爱,今年六月陈启明又被查出肺癌。40多个日夜,妻子龙竟光没有离开丈夫一步,至到本月初陈启明病危。她从医生们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和丈夫相伴的日子已不多了。8月4日晚龙竟光给他喂了最后一次药后来到了柳叶湖选择了与丈夫同赴天国,丈夫陈启明也于8月5日晚在医院内病逝逝。
    这是我从医近三十年中所遇到的第二对为爱而殉情的老夫妻。大概是2000年,一位在职的市药检测所的主任,因妻子手术后植物生存近一年,在得知苏醒无望时,他把自已用铁丝与妻子绑在一起点燃了满屋的汽油,而告别了已“耳顺”的人生。然而,这次一位身体健朗的妻子在丈夫将病逝时选择了同时告别人世。两件事,新闻媒体均给予了报道,赋予这种爱以崇高的境界。而我却在反思:为什么都他们都是老年夫妇?为什么都是在对方重病无望时同时离开?为什么都有着优越的生活和孝顺的子女?
    其实每一件事无不渗透着一种文化。国人相信人死了便不能复生,按中国传统观念的善恶因果,为善者来生则可再投胎为人,否则或猪或狗不一而论。这便有了第一种殉情的理由。正如当下流行说法:婚姻就象是一场赌博,很难赢一把。好不容易寻到一个好配偶,且历经几十年的证明,随“好人”而去,选择同去“同来”,祈求来生再做一场夫妻。这也是国人爱情观中所推崇的。正如梁祝化蝶,历史上好多这样的殉爱典故大概就是因为这种文化所留下来的。然而,西方文化中死亡只是灵魂与躯壳脱离,生者仍可经常与“逝者”的灵魂沟通对话。这让我想起电影阿甘正传中,妻子死后,阿甘每天仍坚持去坟头与妻子的灵魂交谈。既然仍可和爱人在一起,殉情而死也就没有必要了。若你和西方“老外”说起殉情,他大概除了惊讶就是诧异。
    每二种殉情的理由是医生“不作为”而成为间接“杀手”。作为医生我常常为自已有时对病友的无助而自责。在大众的眼中,医生的医德不崇常遭人遣则,但不能救活一个“无药可治者”却是大众可以接受的。所以在类似于上两例殉情者的治疗中,医生并没有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医学的发展已从医学生理学模式发展到医学社会学模式,作为医生,我们依然仅对病人负责而不用负责家人因亲人疾病打击此而产生的疾病或亚疾病心理吗?我个人总相信殉行为是一种临时性“心理疾病”,要不,多少自尽者被救后便都不再选择死亡了。如果我们医生能及时发现殉情者的心理疾病,心理医生能早期干预,这两起殉情事件可能并不会发生,而且幸存者的生活也会让他(她)感到幸福。呜呼!为了我们将不站在死神一边,我谨呼吁白衣天使们以我们更精心的关怀去面对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希望法律能给予我们权利去帮助生存无望者选择安乐死,同时,希望心理医生进医院,为患者的亲友做一些工作,将病人死亡所带来的社会不良影响降到最。 
    殉情者中不少会在遗书中表达自已活着已没有意义,而且选择离去是不想给家人带来负担。为什么老人活着便会成为儿女们的负担呢?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说法是:小孩要生在美国,青年人要活在中国,老年要住在韩国。美国的小孩不仅有父母养,国家也全程参予;绝大多数的中国的年轻人虽已近结婚,却依旧享受着来自父母的财力和体力支持,似乎双方都把它看成是一种义务。而韩国的老人们,他们自认为享受儿女们的爱是理所当然,而子女们也会把老人看成是家中的VIP来照顾。大概鉴于此,也许我们会很难看到韩国老人为减轻儿女们的负担而自尽吧。我很悲哀现在的中国文化为什么就把老祖宗尊老爱幼简化了前者。在医院我已见了太多的子女们做主而为他们的父辈们选择了放弃治疗而“加速死亡”其中不乏治疗后能生存者。只是因为需要别人的照顾或生存质量不高而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我不知道其他人老了以后会怎样想,但我确信我的生存欲望不会因为生存质量不高而降低。基于这种信念,我希望尊老爱老依旧在为中华美德的基石。让老人们活得更幸福,活得更没有压力。不然,轻老的价值文化为何不能成为殉难者的动因呢?    
    新闻的力量是导向思维并引导出一种判断定式。对为爱而殉情事件多会被演绎成一个感人的故事,吸引着所有有判断力和判断力不强的各个年龄层次的群体。我不敢臆想媒体的赞美有鼓励人为之的作用,但我们从阅读者的反应中会听到“我觉这爱值得”或雷同的评论。人们在潮流思维的面前会淡忘人生的美好,(当然美好的人生也包括坎坷的经历)而下意识的选择一种美好的死法。这就如同有些邪教教义反复告诉你死亡将给你解脱和幸福,当哪天它变成了某人的主流思想,他便可不惧烈火中的痛若而自焚。对于陈启明、龙竟光殉爱之旅是否应当在媒体刊出并赋予一份赞美仍有可商榷的地方,特别是针对特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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